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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硅谷热的“冷思考” |
[20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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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最有条件成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表示，中关村不能也不想做第二个硅谷。然而在全国其它地方，“西部硅谷”、“北方硅谷”以及“天堂硅谷”等却在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养得活这么多硅谷吗？硅谷能克隆吗？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我们该向硅谷学什么？
一、 中国养得活这么多“硅谷”吗？ IT熏得人人醉，处处搭台建“硅谷”！ 硅谷的成功及其聚集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使得中国众多的梦想借助“知识经济”而崛起的城市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于是在兴办“硅谷”=巨大财富这种线性思维的驱使之下，国内“硅谷”建设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并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据报道，上海计划在5年内投入1500亿元在上海建设“中国硅谷”；同样对建设“中国硅谷”很有兴趣的还有深圳和天津等地；而想做“西部硅谷”建设者的则有西安和成都；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杭州不甘居于人后，提出要做“天堂硅谷”；合肥、苏州以及大连等地也纷纷提出类似的口号；而地处中原的武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建设“中国光谷”的雄伟规划。一些报章的字里行间显示，刚刚摆脱贫困可能连硅谷为何物都没搞清楚的一些中小城市的行政官员也开始大谈特谈建设某某硅谷，声称若不如此将失去千载一遇的机会…… 用“家家点火 处处冒烟”这句老话来形容当前中国的“硅谷热”一点也不过份。一位西哲讲过，通向死亡的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人们姑且不去探讨想做硅谷的地方有没有建设硅谷的土壤，然而人们不能不问中国有必要搞那么多硅谷吗？中国能养得活这么多硅谷吗？ 美国究竟需要多少个硅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是：美国只有一个“硅谷”。据此，国内一些专家建议，对中国的硅谷建设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不应该有这么多硅谷，一个足矣！一个高科技园区的失败，会导致数十亿乃至数百亿计的资产打了水漂。 在199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先生向大会提交了一个议案，呼吁国家仿效当年“两弹一星”的做法，举全国之力建设中关村。他认为，高科技园区是用钱堆起来的，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中国不可能大规模建设多个高科技园区，而中关村由于其独特的人才优势，最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据粗步统计，在过去20年中美国硅谷吸收的投资高达1.6万亿美元，目前硅谷每年的产值大概在3500亿美元左右。按规划，到2010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产值将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根据有关经济学家的测算，未来十年内中关村的投入也应该在6000亿元左右。 对段先生的议案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郭励弘先生就认为，不要给“硅谷热” 泼冷水，各地建硅谷未必是坏事，“倾全国之力建一个硅谷也不现实”，硅谷的成功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可以在上海、北京和深圳搞几个 “政策特区”，大胆试验。而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则认为，“两弹一星”的政府主导模式对单项技术有效，但对强调技术集群创新的IT产业不合适。 二、中关村离硅谷有多远？ 按照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解释，中关村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科技园及北京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复划定的其它区域。 诚然，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中关村涌现出了联想、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和用友等一大批在全国叫得响的IT企业。但是中关村留给人们的印象确实难以令人振奋。不仅仅是真正到过美国硅谷的人们有这种感觉，就连那些国内各省市带着朝圣眼光进村的各路人马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下面一组数据就能很直观地说明中关村的差距： 1998年，中关村的产值为400亿元，换算成美元大概是50亿美元，差不多只相当于美国硅谷一家二流公司当年的销售额；而同年美国硅谷的产值是2400亿美元，是中关村的48倍；1999年，中关村的产值是527亿元，大约相当于66亿美元，硅谷大概是3000亿美元，为中关村的50倍；截止2000年12月24日的统计，中关村的产值是102亿美元，硅谷数据不详。（注：硅谷的产值数据来自相关报道，中关村的数据来自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官方”网站www.zgc.gov.cn） 当然中关村也有不逊色于硅谷的地方，例如公司的数量。硅谷的公司数目近万家，中关村的公司少说也有7000多家。但是中关村缺乏在全球叫得响的企业。据最新统计，目前在中关村技工贸年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只有121家，上10亿元的只有16家，上100亿元的只有联想自己。而硅谷却盛产了一批全球叫得响的巨无霸企业。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以硅谷最典型的HP 、CISCO、INTEL与中国的联想作比较，可以看出联想与HP等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让我们再用当今资本市场上通用的企业股票市场价值来进行比较，更能够对中关村与硅谷之间的差距有一个量化的认识。以2001年1月9日为基准：Intel的市值是2149亿美元，HP为2063亿美元，CISCO为2630亿美元，这三大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几乎相当于2000年中国GDP的70％。 看来能与硅谷比高低的只有人才了！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人才是中关村的制高点。据统计，硅谷的技术人员只有30万左右，而中关村多达50万。于是，有人据此得出中关村不缺人才的结论，但同样有人认为这个结论过于乐观。他们指出，中关村周围确实聚集了北大、清华、北航等一批名牌高校和中科院等著名的科研机构，但中关村的人才基本上来自国内“五湖四海”，又局限于技术领域。而美国硅谷则不同，不同国度的各类人才汇集于此，真正的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以及人才结构多元是其现状的写照。另一方面，清华和北大等院校每年都有大批优秀人才飘洋过海“流失”到世界其他地方。据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硅谷VIADOR公司创始人的王曦博士介绍，美国硅谷有2万多名华人，仅来自清华的就有2000－3000人。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不只是表现在数据上。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认为，中关村离硅谷还很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硅谷。中国要想诞生新的硅谷，必须要在体制上重新创新，国内现在还没有适合硅谷生长的“土壤”。段永基先生也有同感，他认为，中关村莫说与硅谷相比，就连与台湾的新竹科技园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关村的成功主要是贸易的成功而非生产力和技术的成功。（据介绍，台湾新筑科技园只有250家入园企业，只占用台湾1／1000的土地，1／100的人口，却创造了全台湾1／10的产值。） 这话说的不无道理！在中关村去年1400亿元的“贸工技总收入”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来自“贸”，真正属于“技”的其实只占了其中很小一个部分。 没有或者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中关村与硅谷又一大的区别。在中关村现有的企业中，包括那些年营业额数十亿的公司，其中有多少技术是真正的“Made in China”！ 龙头老大的中关村尚且如此，热火朝天搭台建设“硅谷”的其他地方，其“技”的部分就可想而知。 三、政府：抬牛腿还是牵牛鼻子？ 在硅谷的发展史上，美国的政府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硅谷的成功绝不是美国政府法规或政策成功的产物。吴敬琏教授认为，在营建中国“硅谷”的过程中，政府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与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原则的不同：政府不应该再直接组织、指挥和操办高技术产业，而要着重为包括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人才万马奔腾、各展所长创造适宜的环境，其中包括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康的信用体系、疏通融资渠道、提供支持性设施和支持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共用技术的开发等。“政府的主要精力不是搞土建，而是为中关村建立一种规则的基础经济。”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则用一个更为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政府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起的作用是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 也有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扶持大企业，而要铲除壁垒，降低门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国际经验表明，中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它们在发展中会遇到信息、资金和管理上的许多困难，政府要鼓励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控，政府不要主动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来”，有人强调这样的观点。 在新施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中，专门有《政府行为规范》的章节，对哪些是政府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该做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要求政府部门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要求行政执法检查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等。 四、高校：要不要办企业？ 北大方正、清华紫光、清华同方，不用翻开厚厚的公司章程，仅从这些公司的字号上我们就可得知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办企业。这一现象不仅在硅谷没有，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情况的是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尽管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与硅谷的企业有着很紧密的关系，比如这些企业的一些项目会外包给这些大学完成，硅谷很多企业的创始人来自这两所大学等等。然而，这些大学既不会自己办企业，也不会强迫学者成为企业家，“大学主要的责任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在硅谷，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校办企业”的概念。 存在就是合理的。硅谷没有“校办企业”不能够证明中关村那些由大学或科学院办起来的企业就是个错误。没有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作为“婆家”的大力支持，很难想象方正、同方、联想这些企业会有今天的成功，至少在发展初期及上升阶段，“婆家”的鼎立相助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这些校办企业或院办企业在发展壮大期间由于产权不明等问题带来的困扰。 硅谷的大学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企业。教授可以停薪留职去办企业，企业成功了，他可以继续干下去；创业失败了，他可能还会回学校教书。李开复博士认为，从长远来看，学校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以及为企业提供人才。“企业也应该自生自灭，而不应该寄生于学校的资产和荣誉之下。” 吴敬琏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高校的主要作用在于育人与研究，研究也应该以基础研究为主，适当有一部分做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应该全部交给企业做。学校办企业，不利于成果转化，“企业做不好，学业也荒废了”。 我们看出这些观点与目前一些高校倡导的“产、学、研相结合”是相冲突的，可喜的是中关村的校办企业、院办企业正在逐渐理清学校同企业的产权关系，以便使双方能够“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更好地发展。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十五条就赫然写着，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离岗或者兼职在中关村科技园创新、创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可以在科技园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保留学籍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真是可喜可贺。 五、钱从哪里来？ 钱！钱！硅谷是用钱堆出来的！中关村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没有大量的资金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有人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关村需要投入数千亿的资金，保守的估计也是6000亿。天啊，6000亿！从何而来？北京市1999年的GDP也不过区区2169亿元。 中关村需要“补血”！有人认为，中关村“补血”应该依靠资本市场。虽然近年来北京各家银行逐步增加了对中关村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但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方面，众多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仍然张得很大，无法得到解决。二板市场何时开张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僧多粥少，有限的上市指标难于喂饱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二板市场还没开，就有人到北京打听会不会开三板市场。（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关村三年大变样建设实施方案，今后三年内中关村力争在国内二板上市企业20家）。目前中关村只有11家在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和联想、四通、方正、青鸟、裕兴等境外上市公司。 秋水共长天一色，VC与IT齐飞！大洋彼岸的美国硅谷企业发展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是风险投资（VC），在硅谷，VC与IT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资金服务跟不上，硅谷也做不出来。从60年代Intel到90年代的YAHOO，我们都能看到风险投资施展的魔力。来自美国硅谷的GRIC通讯公司总裁陈宏博士介绍说，美国1／3的投资集中在硅谷。据统计，每年注入硅谷的风险投资近200亿美元。 “上午有个好的idea，说不定利用中午吃午餐喝咖啡的时间就搞定VC”，本报驻美记者侯角先生将这句有些夸张的话写在电子邮件上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硅谷的IT企业在风险资金的获取途径上确实要比中关村的企业畅通的多。 《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规定，境内外各种投资主体可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风险投资业务。鼓励境内外民间资本在中关村设立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 六、有钱就能办成硅谷吗？ 很多人将中国出不了硅谷的原因归结为缺乏资金实力。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看看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吧，其经济实力比中国强多了！与美国相比也不相仲伯，可日本没有出了一个硅谷。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何在？》论坛上，早在80年代就去过硅谷的中科院软件所冯玉琳所长用幽默的语言指出，有人抱怨中国足球赶不上南美、欧洲是因为人种不一样，人家吃的是牛肉，我们吃的是大米；中国软件不如印度，有人说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行，而印度有语言优势；爱尔兰软件业发达了，又有人说是因为美国有一大批爱尔兰后裔“看来，我们中国人在干一件事前，应该先把不利的因素全找出来，好作为失败的理由”。 除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外，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IT的中心，与硅谷富有创新、鼓励冒险不以成败论英雄等适宜创业的文化氛围、完整的创业生态链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认识确有道理。从国家计划和政府投入来看，美国东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128号公路地区，都曾得到比硅谷更多的支持，但是最终的结果是：128号公路地区远远落在硅谷后面。有关分析认为，128号公路地区之所以赶不上硅谷，其原因就在于缺乏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配套建设自成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光有资金也是不够的。 盐碱地上长不出庄稼，沙滩上盖不起高楼。日本提倡的是终身雇佣制，而中国是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我国863智能计算机主题首席科学家高文教授认为，中关村应该多一些包容心，少一些指责。王曦博士认为，硅谷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有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律师是创业者的好朋友，大部分工作是帮企业做咨询而不是打官司，证券商会主动光顾创业公司的。 吴敬琏教授也认为，硅谷的本质特征是成为创业公司（Startup）的栖息地（Habitat），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只是成为硅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游戏规则，比如开放的经营环境，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甚至包括高质量的生活和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使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七、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 据统计，1996年，硅谷地区注册的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四位，以每天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技术成果而确立了其世界上最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不断的创新，是硅谷成功的本质因素之一。李开复博士认为，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更是市场创新的结果，硅谷的创新是以满足市场为目的，即为市场创新，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 的确，硅谷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市场创新而非技术创新的公司，YAHOO就是其中一例。虽然没有什么深奥的技术可言，但它在市场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市值一度高达1000亿美元。“市场是一切技术的试金石！只有不适应市场的技术，而没有不适应技术的市场”，李开复博士说。中关村不乏一批有相当技术含量，产品却没被市场接受的例子，也有一些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却取得极大成功的产品。比如90年初期的四通打字机，直到现在仍有人愤愤不平：就那么一点破玩意，竟能赚走好几亿。 我们也看到，由于中关村有很多企业是由技术人员创办的，重技术、轻管理的心理有着很大的市场，前两年中关村几家大企业高层人士发生变动时，人们则发出企业是科学家的企业还是企业家的企业这样的疑问。而把视野转向硅谷，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状况：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科学家会持续地管理一家企业。 结束语：克隆，出不了第二个硅谷 最早提出“中国硅谷”这一概念的中关村现在似乎不大愿意再以“中国硅谷”自居，至少我们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中看不到“中国硅谷”的字眼。中关村的目标已经由“建设中国硅谷”转变成为“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什么叫世界一流，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中关村理论家”之称的赵慕兰女士指出，“世界一流”没有统一的硬性指标，“只要业内人士（搞高科技的人、世界高科技园区的人），提到世界高科技园区搞得比较好的有硅谷、新竹、还有北京的中关村，这就叫世界一流，只要认可了中关村在世界科技园区中的位置，就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1998年，中关村提出“发展知识经济 建设中国硅谷”这一口号后不久，英国一家《新科学家》周刊曾发表过题为《那是特殊的东西》的文章，文中写道：“硅谷是不可克隆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一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而是几十个这样公司的诞生地，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较小的公司。在这里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国家科技部朱丽兰部长在接受有关采访时也表示，她不赞同有些地方一窝蜂建设“硅谷”。她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要走自己特色的路，北京的中关村应该建“中国的中关村”。 硅谷现有的机制和起点都远远在中关村之上，更是中国所有想做硅谷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美国的IT产业居世界第一，硅谷既是美国IT产业的代表，同时也是全世界IT产业的代表。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如经济指标、市场规模等等方面还远远赶不上美国，过分强调建设不同的硅谷如果不是拔苗助长的话，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硅谷最本质的一点是持续创新＋不断进取！没有创新就没有硅谷，没有进取就没有硅谷。中关村要走有自己特色的路，正在建设中的国内的“硅谷们”可以借鉴美国硅谷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没有必要处处模仿硅谷。硅谷，那是个特殊的东西！克隆，中关村成不了硅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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